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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文件也很简单。考虑到现代世界有接触神秘侧的需求，需要借鉴大唐世界的应对经验。而大唐现在清剿邪祟、流放鬼神的“经验”，无疑便是借鉴中的重点。

诸位代表数日前就已经收到过报告，但现在仍然要当面确认数字。李先生翻一翻文件，很客气的问道：

“我看到陛下签发的旨意里，仅仅关中一地，被清剿、处决的淫祀便达数千，至于预定要流放新罗、东瀛的，更有上万之多，请问这个数字是否属实？”

皇帝稍稍回忆，点一点头：“差不多吧。”

坐在李先生右侧的徐局长扶了扶眼镜：“如果以此计算，则关中一道，要经办的案子便成千上万，设若扩张至整个天下，要清理的鬼神又有多少呢？”

皇帝道：“天下十二道，大约不过十余万吧，朕的预想，是花个七八年水磨工夫，慢慢的也能做成了它。”

长桌边一时寂静，无人应答，直到坐在左后方的张主任轻声开口：

“恕我冒昧，陛下的这个估计，可能是稍微乐观了一点。关中毗邻帝都，淫祀、祭神的风气，还不算太甚，偏远如浙、闽、粤一带，才是重点，鬼神数量也要大大超越关中。不能简单的用已有经验套用。”

她顿了一顿，低头翻阅资料：

“……以我们查阅的部分典籍来看，天下需要清理的邪祟，少说在五六十万以上。”

会议室又安静了下来，皇帝不觉回头与皇后对视，神色隐约惊讶。显然，这个数量级大大超出了他决策前的考虑，并将给整个清理行动带来不可预测的变故——超出几万还好，而今数量级猛然翻了五六倍，那大多数的预备都要被严重透支了。

某种意义上，这大概也算执政能力天差地别的差异。组织文史小组靠着查资料与一线专家的报告能大致推断出来的事情，贞观初年刚刚建立的大唐国家机器却很难厘清。无论皇帝如何聪颖英明，仅仅依赖着旧有体系下那一丁点少得可怜的地方官吏做统计，结论都很难有意义。

眼见至尊愕然不语，李先生又道：

“敢问陛下一句，这样繁多复杂的邪祟，又是怎样一一料理的呢？仅仅关中这上万的案例，便不是一件轻松的工程吧？”

李二陛下微微一默，而后叹了口气：“朕特命大理寺与刑部督办，又派了御史定期巡查，将地方致仕的官吏也请了不少回来，会同审理……”

说着说着，他的口气也低了下来。显然，这些措施听起来绝无疏漏，但最多也只能瞒一瞒不懂诀窍的门外汉而已；不要说在座娴熟公务的诸位高手，就连大手子听了几句，都觉得有点不太对头：

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退休官吏，听起来倒是五湖四海，彼此监督，严丝合缝得紧。但问题是，你就是把满朝的官吏加在一起，能料理清楚这关中大几万的邪祟淫祀案么？

别人不知道审案子多么费功夫，在座的还能不知道么？别说各个证据确凿，就是一律走简易程序，这大几万的案子也要拖上个一两年。

所以，陛下迂回许久，还是不得不吐出要害了：

“……此外，还命退下去的诸有功士卒，烽帅、伍长等，都可以检举揭发，协同办理。”

不必再多说什么了，“有功士卒”四个字一出来，在场众人的脸色都有了些微妙的变化。即使皇帝用什么“烽帅”、“伍长”掩饰一二，但根本要害依然无法回避——大唐全民皆兵，对外征伐凡十余年，哪一个村子没有“有功士卒”？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