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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人总是很难找的, 所以皇帝都难免有了些踌躇，想着要不要在将来调整调整职分，设法延长闫东楼的使用期限。但所幸天书及时响起, 打消了这实在没有必要的怜悯：

【当然, 我们列举这诸多数字，并不是要夸耀闫东楼在东瀛的丰功伟绩；事实上来讲, 在东瀛的这九年也不过只是闫氏辉煌职业生涯的起点而已。在跟随儒望学习了第五年后，中西吕宋之战爆发, 闫东楼兼任西班牙赔款事务；第六年，中荷海战爆发，闫东楼又兼任荷兰赔款事务；到第九年他辞去东瀛的职分时，已经负责了西班牙荷兰葡萄牙英吉利法兰西五国的赔款事务，成为实际上的外务大臣。

——甚而言之，闫东楼之所以辞去东瀛的职务，也并非是因为工作上的问题；而是中枢考虑全局，认为实际上的外务大臣居然还领着对倭事务的俸禄，未免太过于抬高东瀛的档次，而损伤了国际关系的格局；而以外务大臣的身份统领各国赔款事务，才能发挥闫氏的专长。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甲寅变法开展后财政收入惊人的增长——虽然大安朝廷的官方史书坚称，它暴涨的收入纯粹是因为对外贸易的大获成功；但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历史学家都明白，即使沿海的纺织厂炼铁炉将机器干出烟来，也是干不出来一年上千万两白银的；关于这匪夷所思的增长，还是英吉利银行提供的文件更为可信，它直截了当的指出：仅仅在闫东楼上任外务大臣之后的五年时间里，朝廷从各个赔款条约中搜刮到的净收入，就高达四千五百万两以上，占据了当时朝廷收入的一半。

所以，也就无怪乎当时的内阁被称为“赔款内阁”了。农税地税商税都各有开支，只有赔款的收入是意外之财，完全受皇帝与内阁的支配。钱在哪里，权力也就在哪里，随着中枢变法派直接掌握的财政份额迅速扩张，皇帝及内阁的权力也在迅速扩张，最终臻至大安一朝难以想象的巅峰。

当然，这里的“权力”并不是指诡诈权谋中所谓谋划人心的权术。如果论君主专制中如何生杀予夺放纵欲望，那大安的历代皇帝都是相当精通的；但封建时代的吊诡就在这里——皇权如果想杀人整人，那基本是随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但如果皇权真正想办事，却立刻就是举步维艰，往往一件也办不成。

关于这一点，大安历朝皇帝（尤其是摆宗），应该是深有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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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安历朝皇帝之一，飞玄真君面无表情的哼了一声。曾经雄心万丈，如今瘫在床上，真君与朝野百官纠缠如此之久，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在真君还很有人样的时候，他也不是没有尝试过积极有为的举止。但一切的努力与心血终究都在朝廷这架油腻老旧滑不溜丢的国家机器中消磨为了乌有；于是雄心磨损殆尽，成了现在这幅模样。而今听来，不能不有所触动。

不过，这触动一闪而过，真正令皇帝迷惑的却是最后一句话：

“摆宗”？到底是哪个脑壳进了水的不肖子孙，居然给先帝上这种奇葩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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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甲寅变法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