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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离经叛道、大逆难言的文章，按理说是要上报宫廷，设法重重惩处的。但发现此事的张太岳却是左右为难，犹豫不能决断。毕竟，如今真君在西苑禁闭的时间越来越久，服药修道举止颠倒，外廷已经很难猜测皇帝的心意，各个都有如履薄冰的畏惧，轻易不敢上报；再有，这些新式的传单能够大量印发、迅速散播，多半也是仰仗着从穆国公府扩散出的全新造纸术及印刷术，要是皇帝动怒后查得太细，搞不好就会波及到国公府，乃至直接牵涉世子本人……

于是，长久思考之后，张太岳将详细奏折夹进了一份厚达五百多页的城防修缮报告里，装进盒子中递了上去。

反正现在海内平靖，就算有一点异端邪说，也没什么大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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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暗自有此侥幸之想，但张太岳心中却总是踟蹰犹豫，牵绕不去。他给京兆尹衙门发了公文，请他们严格管理各地的书坊（当然，以京兆尹的行政能力，这份公文的作用等于放屁）；自己还时常绕道到西城门及京郊的旧书古董市场，设法摸清这些传单的底细。

而事实的发展果然一如预期，在官方的弹压失能之后，地下的出版市场像野火一样蔓延滋生，培育出来的文化产品越来越惊悚恐怖——什么下流猥琐的春宫小黄书只能算开胃小菜了，讨论大安勋贵宗室，乃至直接揭朱家老底的册子都被印刷了出来，泄漏的史料劲爆狂野之至，而且相当一部分直指皇权核心，牵系到了太宗靖难及英宗叫门的大量往事。敏感辛辣得能让人冷汗涔涔；连张学士都难以克当。但其中最为凶狠，最为可怕的，还是那些有关于“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小册子，效力比什么都要狂猛——

在张学士翻到的传单中，这些阐述新式儒学的小册子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迭代。一开始这些文章还相当之精深晦涩，大量的引用《尚书》、《易经》以及上古逸闻，从儒家经纶的角度论证自己的观点；但在两三版之后，传单的内容开始变得简易、直白，夹杂了大量世俗的口语及白话，引用的案例也由三坟五典变为了耳熟能详的简单典故，甚至有《三国》、《水浒》乃至《凡人修仙》的内容……

要是在正统学术领域，这种夹七夹八的搞法简直是粗鄙之至，贻笑大方，足以被正经的儒生轻易开除儒学籍；但在足够敏锐的政治人物看来，这却恰恰是传播者在有意地放下身段，试图扩大影响力，绕开古板的士人阶层，将新式的学说直接扩散到街头巷尾。

辩经伦理还只是学术上的争论，直接将要命的理论大肆扩散，这又是什么行为？

反正这总不会只是想赚点版权费。张太岳思来想去，内不能自安，终于带着搜罗到的一堆最为敏感的地下